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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成大才,就剪掉不必要的枝椏    我們有越多愛好,我們就要越發當心,因為每一個愛好,都可能使得我們成長的機會下降,我們必須自己學會修剪自己的枝椏。廣度和深度的探討,你贊成“博大”,還是“精深”?    我有個同事,很聰明,多才,愛好廣泛,動手能力強,精力很充沛,性格也很隨和,各方面都很討上司和同事的喜歡。但他有一個致命的毛病,就是凡事都做不徹底。他承諾的東西,往往需要你不停追,如果不追,99.9%會被他忘掉。如果誰的韌勁比較強,盯得比較徹底,就能得到滿意的答案,如果沒追的,或者追得不徹底的,肯定會一無所獲。如果去仔細統計他所承諾和跟進的事情,其實成功率相當低,低到不可思議的程度。    類似的人,很多公司都有。往往還很討老板喜歡。但他真的有價值嗎?我的答案是:No!在我眼里,這種人是花瓶,是盆景,雖賞心悅目,但不能大用。    這是一種典型的不能分辨主副業的人。在工作之外,多才多藝,是一種資源,生活可能會豐富多彩。但在工作中,分不清主次,沒有明確的方向和目標,對他所從事的工作,或者公司而言,卻絕對是一種災難。你會發現,他有效率而無效果,有行動而無結果,有眼花繚亂的過程,卻沒有可以立足并立身的成績。其實這對他自己而言,也是一種災難。    借用不太恰當的比喻。這種人,像孫悟空,猛一看,很有本事,但行事沒有明確目標,或者無突出的主業,其結果,就會為了幾個沒有多少價值的蟠桃,攪和壞一堆事情。其所本身所具備的能力所貢獻出來的東西,對于一個公司或者組織而言,大多是負面的。其產生的價值,遠比不上一個方向清晰,目標明確,意志堅定,甚至有點迂的唐僧——他只鎖定一件事情,但卻做得很成功。    在公司,這種人還會變成一種壞榜樣。因為其多才,所以很多人羨慕,如果連公司的管理者也分不清此中輕重,喜歡和偏愛他的話,必然會產生示范作用。而那些剛踏入職場的新人,本身就有很多不切合實際的夢想,還沒有形成清晰的工作觀。在他的工作能力還沒有形成前,會有很多的可能性,在眾多的可能性里,不選中自己的主方向,東一榔頭,西一棒槌,什么也干,什么也插上一桿子,所有自己感興趣的都平均用力,其結果,必然是樣樣平常,樣樣稀松。一個樣樣稀松的人,在專業要求越來越高的職場里,注定就會變成泡沫和浮云。    關于此問題,我面試時,很多剛畢業的大學生最喜歡跟我辯論。我常常被弄得哭笑不得。有一次,一位畢業了不到一年,在聯通、移動、金蝶公司都工作過一段時間的年輕人來應聘,見面時他還帶著厚厚一疊各類獲獎證書。我覺得他確實聰明,學習能力強。(勵志名言  www.lz13.cn)但如此短的時間,如此頻繁跳槽,而且每次都做不長,不停換不同工種,讓我實在覺得不可思議。我問他對每份工作的體驗和心得,他的答案是:太簡單了,一看就明白,沒啥意思,不值得付出太多少精力去干。最后,我實在是忍不住了,跟他講了下面一番話:    “一個人,猶如一棵樹。在它剛剛發芽的時候,它有很多葉子,比之于人,我們覺得他有生命力;在慢慢長到我們看見的時候,開始抽枝,會有很多個枝椏長出來,這也可以視為多才多藝。但接下來,如果要讓它成長的話,必需開始分主干,要有主次,如果不把主干之外的枝椏剪掉,它就會向各方面平均用力。這樣長成的樹,就沒有什么價值。小小的時候,還可搏個可愛,人們可以拿去當盆景欣賞。如果長大的話,肯定只能當柴燒。”    “如果樹是被動的話,那么,我們人就是主動的,我們必須自己學會修剪自己的枝椏。我們有越多愛好,我們就要越發當心,因為每一個愛好,都可能使得我們成長的機會下降。如果我們想讓自己成長,我們就得忍痛剪掉可能會分散自己主業和主力發展方向的愛好。更危險的,是那些成績非常接近于你的主業和主方向的愛好,因為接近,所以你越發不忍砍掉。不忍,就意味著它必然會消弱你主業的成就。”    “你見過一個棟梁是沒有主干,而平均分成兩個叉的嗎?當然葉子和小枝椏是必需的,也是必要的,樹需要它們來接受陽光和養分。人當然也要有愛好,我們需要豐富多彩的生活。但一個棟梁成長過程中,所有影響到它主干發展,會吸收它主干成長營養的枝椏,都一定會被剪掉。人也一樣,若要成大才,絕不能因愛好而影響主業發展。”    我沒有要他。但我希望我的話,多少,能引起他的思考。分頁:123

余光中:饒了我的耳朵吧,音樂  聲樂家席慕德女士有一次搭計程車,車上正大放流行曲。她請司機調低一點,司機說:“你不喜歡音樂嗎?”席慕德說:“是啊,我不喜歡音樂。”  一位音樂家面對這樣的問題,真可謂啼笑皆非了。首先,音樂的種類很多,在台灣的社會最具惡勢力的一種,雖然也叫做音樂,卻非顧曲周郎所愿聆聽。其次,音樂之美并不取決于音量之高低。有些人聽“音響”,其實是在玩機器,而非聽音樂。計程車內的空間,閉塞而小,哪用如此鑼鼓喧天?再次,音樂并非空氣,不像呼吸那樣分秒必需。難道每坐一次計程車,都要給強迫聽一次音樂嗎?其實,終日弦樂不輟的人,未必真正愛好音樂。  在台灣的社會,到處都是“音樂”,到處都是“愛好音樂”的人;我最同情的,便是音樂界的朋友了。像波德萊爾一樣,我不懂樂理,卻愛音樂,并且自信有兩只敏感的耳朵,對于不夠格的音樂,說得上“嫉惡如仇”。在台灣,每出一次門——有時甚至不必出門——耳朵都要受一次罪。久而久之,幾乎對一切音樂都心存恐怖。噪音在台灣,宛如天羅地網,其中不少更以音樂為名。上帝造人,在自衛系統上頗不平衡:遇到不想看的東西,只要閉上眼睛,但是遇到不想聽的東西呢,卻無法有效地塞耳。像我這種徒慕音樂的外行,都已覺得五音亂耳,無所逃遁,音樂家自己怎么還活得下去,真是奇跡。  凡我去過的地區,要數台灣的計程車最熱鬧了,兩只音響喇叭,偏偏對準后座的乘客,真正是近在咫尺。以前我還強自忍住,心想又不在車上一輩子,算了。最近,受了拒吸二手煙運動的鼓勵,我也推行起拒聽二手曲運動,干脆請司機關掉音樂。二手曲令人煩躁,分心,不能休息,而且妨礙乘客之間的對話與乘客對司機的吩咐,也有拒聽的必要。  在歐美與日本,計程車上例皆不放音樂。火車上也是如此,只有西班牙是例外。我乘火車旅行過的國家,包括瑞典、丹麥、西德、法國、英國、美國、加拿大、日本,火車上的擴音器只用來播報站名,卻與音樂無關。不知道什么緣故,台灣的火車上總愛供應音樂。論品質,則時而國樂,時而西方的輕音樂,時而台灣特產的流行曲,像是一杯劣質的雞尾酒。論音量,雖然不算喧吵,卻也不讓人耳根清靜,無法安心睡覺或思考。  聽說有一次夏志清和無名氏在自強號上交談,夏志清嫌音樂擾人,請車掌小姐調低,她正忙于他事,未加理會。夏志清受不了,就地朝她一跪,再申前請。音樂終于調低,兩位作家欣然重拾論題。但是不久音樂嘈嘈再起,夏志清對無名氏說:“這次輪到你去跪了。”  夏氏素來奇行妙論,但是有沒有奇到為音樂下跪,卻值得懷疑。前述也許只是夸大之辭,也許當時他只對車掌小姐威脅說:“你再不關音樂,我就要向你下跪了。”不過音樂逼人之急,可以想見。其事未必可信,其情未必無稽。台灣的火車上,一方面播請乘客約束自己的孩子,勿任喧嘩,另一方面卻又不斷自播音樂,實在矛盾。我在火車上總是盡量容忍,用軟紙塞起耳朵,但是也只能使音量稍低,不能杜絕。最近忍無可忍,也在拒吸二手煙的精神下,向列車長送上請求的字條。字條是這樣寫的: 列車長先生:從高雄到嘉義,車上一直在播音樂,令我無法入夢或思考。不知能否將音量調低,讓乘客的耳朵有機會休息?  三分鐘后,音樂整個關掉了,我得以享受安靜的幸福,直到台北。我那字條是署了名的,也不知道那一班自強號關掉音樂,究竟是由于我的名字,還是由于列車長有納言的精神。感謝之余,我仍希望鐵路局能考慮廢掉車上的播樂,免得每次把這件事個別處理。要是有人以為火車的乘客少不了音樂,那么為什么長途飛行的乘客,關在機艙內十幾個小時,并不要求播放音樂呢?  要是有人以為我討厭音樂,就大大誤會了。相反地,我是音樂的信徒,對音樂不但具有熱情,更具有信仰與虔敬。國樂的清雅,西方古典的宏富,民謠的純真,搖滾樂的奔放,爵士的即興自如,南歐的熱烈,中東和印度的迷幻,都能夠令我感發興起或輾轉低回。惟其如此,我才主張要嘛不聽音樂,要聽,必須有一點誠意、敬意。要是在不當的場合濫用音樂,那不但對音樂是不敬,對不想聽的人也是一種無禮。我覺得,如果是好音樂,無論是器樂或是聲樂,都值得放下別的事情來,聚精會神地聆聽。音樂有它本身的價值,對我們的心境、性情、品格能起正面的作用。但是今日社會的風氣,卻把音樂當作排遣無聊的玩物,其作用不會超過口香糖,不然便是把它當作烘托氣氛點綴熱鬧的裝飾,其作用只像是霓虹燈。  音樂的反義詞不是寂靜,是噪音。敏銳的心靈欣賞音樂,更欣賞寂靜。其實一個人要是不能享受寂靜,恐怕也就享受不了音樂。我相信,凡是偉大的音樂,莫不令人感到無上的寧靜,所以在“公元二○○一年;太空流浪記”里,太空人在星際所聽的音樂,正是巴哈。  寂靜,是一切智慧的來源。達摩面壁(www.lz13.cn),面對的正是寂靜的空無。一個人在寂靜之際,其實面對的是自己,他不得不跟自己對話。那種絕境太可怕了,非普通的心靈所能承擔,因此他需要一點聲響來解除困絕。但是另一方面,聆聽高妙或宏大的音樂,其實是面對一個偉大的靈魂,這境地同樣不是普通人所能承擔。因此他被迫在寂靜與音樂之外另謀出路:那出路也叫做“音樂”,其實是一種介于音樂與噪音之間的東西,一種散漫而軟弱的“時間”。  托馬斯·曼在《魔山》里曾說:“音樂不但鼓動了時間,更鼓動我們以最精妙的方式去享受時間。”這當然是指精妙的音樂,因為精妙的音樂才能把時間安排得恰到好處,讓我們恰如其分地去欣賞時間、時間形成的旋律與節奏。相反地,軟弱的音樂——就算它是音樂吧——不但懈怠了時間,也令我們懈怠了對時間的敏感。我是指台灣特產的一種流行歌曲,其為“音樂”,例皆主題淺薄,詞句幼稚,曲調平庸而輕率,形式上既無發展,也無所謂高潮,只有得來現成的結論。這種歌曲好比用成語串成的文學作品,作者的想像力全省掉了,而更糟的是,那些成語往往還用得不對。  這樣的歌曲竟然主宰了台灣社會的通俗文化生活,從三台電視的綜藝節目到歌廳酒館的卡拉OK,提供了大眾所謂的音樂,實在令人沮喪。俄國作曲家格林卡(Mikhail Glinka)說得好:“創造音樂的是整個民族,作曲家不過譜出來而已。”什么樣的民族創造什么樣的音樂,果真如此,我們這民族早該痛切反省了。 余光中散文_余光中的詩 余光中的詩 余光中:南半球的冬天分頁:123

程浩,認識你真好  近年來讀的書里,沒有哪一部像10月剛出版的程浩《站在兩個世界的邊緣》如此震撼人心。程浩有著特別的人生,用他自己的話說是職業病人。他從1993年出生后就沒有下地走過路,醫生曾斷言他活不過5歲。結果,他活了20年,吃藥、打針、進急救室是生活的常態,母親曾把厚厚的一沓病危通知書用一根10厘米長的釘子釘在墻上,說這很有紀念意義。  今年8月21日,程浩走完了他的人生。電腦里留下了各類完成的和未完成的作品,多達44萬字。程浩生前希望能夠出本書,并給書取好了名字——《站在兩個世界的邊緣》。沒有比這更恰當的名字了,他站在那里,能夠看到我們的世界;而他的世界,我們無論怎么想象都不確切。好在,這本書在他離世后出版,在序言中程浩寫著:歡迎你走進我的世界,認識你真好。  程浩出生于新疆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。半歲左右,家人發現他“不太愛動”。求醫多年,沒有醫院診斷出他得了什么病。來北京檢查,醫院的診斷書上寫著“腦癱”,后面畫了個大問號;天津醫院診斷書上寫著“肌無力”,后面也是個問號。程浩的父親曾是一名司機,每年大江南北四處奔波;母親在給幾家公司當會計,公司相隔數百公里,每月有一半時間花在路上。因此,程浩寫道:“我常笑說,父母一生跑了太多的路,最后使我‘無路可走’。”  6歲之前,程浩一直被父母帶著在全國各地看病,還去求診過一位“氣功大師”。在那次荒誕的求醫過程中,程浩認識了一個失明的小姑娘毛毛,兩個小孩后來成為好朋友。毛毛最喜歡曬太陽,她說:“只有吸滿了陽光的眼睛,才能照亮世界。”后來,毛毛在一次意外中跌下18級台階,生死未卜,兩個小伙伴就此失去了聯系。那件事對程浩有很大影響。  16歲時,程浩胃出血被送去搶救,母親不眠不休三晝夜,把他從死神那里搶回來。醫生懷疑他吃了不干凈的食物,母親于是連家庭聚會也不讓他參加了。程浩寫道:“原本就有限的生活范圍,因為醫生的一句話變得更小,小得就像陷進了這個世界的酒窩里。所以我常常想,也許這就是自己愛笑不愛哭的原因吧。”  由于身體原因,程浩沒上過學,母親教會他讀書識字,然后閱讀和寫作就伴隨了他的一生。程浩的網名叫“伯爵在城堡”,憑借獨特的文字,他在網上小有名氣。(www.lz13.cn)程浩的文字中,總有著與他年齡不相符的豁達和幽默。他曾寫道:“真正牛逼的,不是那些可以隨口拿來夸耀的事跡,而是那些在困境中依然保持著微笑的凡人。”  程浩留下的文字中,有大量是關于讀書的,他反復和網友探討讀書的目的、方法和意義。很少有人像他一樣把讀書看得那么重要,因為對于程浩而言,認真讀書、認真生活,是他唯一能做到的事情。他最喜歡的作家是史鐵生,那本著名的《我與地壇》,程浩看了無數遍。  “在北影導演系聽課,聽一天也行。”這是程浩一生最想實現的夢想。有人問他,最恐懼的是什么?他回答:“害怕上帝丟給我太多理想,卻忘了給我完成理想的時間。”  程浩的書,時常會讓人思考一些看似無意義的問題,比如:生命的質量和數量哪個更重要?如果人人向死而生,會不會對生命多一些感激和珍惜?我們是不是比我們以為的更幸運和富有?思考著這些問題,當你合上書時,特別想對已經在另外一個世界的程浩說上一句:感謝你曾經來過,認識你真好。 人們只會記住你成功的那一次 真正牛逼的,是那些在困境中依然保持微笑的凡人 世上有人知道你牛過,我算一個 天堂未必在前方,但地獄一定在身后分頁:12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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